读过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和解放前的西藏存在着一个群体，叫做农奴，他们是当时社会上最贫苦的一群人。农奴们从农奴主手中领到一块土地，但是作为代价他们必须无偿耕种领主土地，服各种劳役，并上缴大部分劳动产品。在21世纪，社会上也存在一个群体叫做房奴，他们为了住上房子向银行贷款买房，然后每个月按时向银行缴纳月供。随着最近几年房价的暴涨，许多家庭买房后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每个月辛辛苦苦工作的大部分收入都得拿去还月供，其中有一半左右是利息。虽然如此，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甘愿做房奴，因为房奴虽然辛苦但是好歹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房奴之下还有一个群体更加辛苦，他们叫做“租奴”。顾名思义，租奴就是指那些没有自己的房子而只能租房子住的人群。

这个群体主要是由漂泊在大城市的外地年轻人组成的，他们买不起大城市的房子所以只能租房栖身，不仅居住的环境比房奴们更差，而且还要经常忍受房东的肆意提租，有时候甚至还会被房东以房子需要装修的名义终止合同，驱赶出去。去年以来，随着各路资本涌入住房租赁市场跑马圈地，租奴们的生活负担显得愈发沉重。因为资本家们利用手里掌握大量资金的优势，整栋整片整村的承包下了出租屋，然后经过一番简单的装修之后就变成了长租公寓，再以高于之前两倍甚至三倍的价格放租出去。一般来说，当住房开支超过了总收入的15%以上，就会影响到生活质量，当住房开支超过了总收入的30%警戒线时，就会给生活造成巨大的负担，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在长租公寓带来的涨租潮之前，租奴们的租金收入比大多处在15%到30%之间，但是假如要住上长租公寓的话，大部分租奴的租金收入比将会飙升到30%以上，这无疑会给租奴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虽然租客们也可以选择不租住长租公寓而搬到其他地方的城中村出租屋继续租住，但是由于长租公寓收走了市场上的大量出租住房，也会造成城中村出租屋的供求关系变得紧张，所以附近没有改造成长租公寓的出租屋也会趁机涨价。如果你还想要以原来的价格租到房子，那么只能往更加偏远的地方搬迁，而这无疑会大大增加了人们每天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和通勤开支。

南海之滨的深圳是一座由租奴支撑起来的城市，因为在这座城市里面，有90%以上的人口都是改革开放后从全国各地涌入进来的，而这些人中只有小部分幸运儿能够买得起房子，并且这里面大部分还是较早来深圳的那一批人，主要集中在60后和70后。据统计，目前深圳全市实际管理人口约为2200万人，其中只有400多万居住在属于自己家的房子里，也就是说还有1700多万人属于需要租房子住，大概占到了现在深圳实际管理人口的78%，堪称全国乃至全球之首。

目前深圳全市共拥有各类住房大约1065万套，其中有783万套属于出租住房，占到了住房存量总套数的73.5%。这783万套出租住房中，城中村租赁住房约490万套，占全市租赁住房的62.6%；工业配套宿舍约140万套，占17.9%，政府公租房、单位低租金自用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等政策性住房约110万套，占14%。据统计，目前深圳市住房租赁企业“进村”数量约200个，改造住房（含洽谈）约10万套，占城中村租赁房的2%。而这带来的结果是自去年9月以来深圳市的房租已经连续14个月出现同比上涨的态势，其中今年1至10月商品房租金同比上涨7.9%，城中村住房租金同比上涨6.8%。

作为78%管理人口需要租房居住的一座移民城市，深圳房租的连续上涨无疑会对广大市民的生活质量造成巨大影响。假如这1700万租奴们因为承受不起租金压力而逃离深圳，深圳这座一线城市将顿时沦为一座普通地级市。正因为如此，所以深圳市政府对于长租公寓所带来的租金上涨问题的敏感度也远远高于其他城市。在近日召开的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深圳市政府提出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要关注城中村专业化租赁推高房租对低收入人群形成挤出效应。报告中提到，住房租赁市场不仅关系基本民生，而且关系到深圳营商环境、社会综合治理等方方面面。下一步深圳将多渠道增加租赁住房供应，力争到2022年新增建设筹集各类租赁住房不少于30万套，占新增建设筹集住房总量的50%以上。

另外，深圳还将加强对城中村规模化改造的指导，合理设置租赁企业准入门槛，通过规划统筹、价格指导等手段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对城中村综合整治给予适当财政补贴，降低企业改造和运营成本，引导租赁企业按照租户消费结构和支付能力，供应适宜的租赁住房。此外，深圳还将编制全市统一、科学、合理的租金指导价格并定期向社会发布，引导骨干企业出租房的租金不高于所在区域的租金指导价格，这对于抑制深圳房租过快上涨的乱象无疑具有很高的积极作用。